自古以来就有疯病产生，而对于风病的定义却始终存在着模糊性。到底由谁来定义，定义之后谁来理解，人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理解，都是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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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，远古时期的人类都是疯子，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社会形成，没有统一的规范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类人猿，都是自然人，也都是野兽。有了社会规则之后，倘若极少数人不能适应社会规则，仍然过着野兽般的生活，那么这些人就会被定义为疯子。定义疯子的权力似乎在统治阶级手中，因为统治阶级要维持社会稳定发展，就要笼络大多数人，让他们共同努力。奴隶主支配很多奴隶，让奴隶服从命令。倘若奴隶不服从命令，就会被统治阶级定义为疯子，被排斥在社会以外，甚至被关进大牢，直到他完全清醒，服从奴隶主的命令，才会被放出来，和其他奴隶一起劳动。倘若有人真的疯了，见人就咬，还和野兽一起觅食，那么这个人就真的疯了，不但被奴隶主定义为疯子，而且奴隶们也认为他是疯子。到了封建社会，统治阶级仍然具有定义疯子的权力，认为疯子随时都有可能产生，甚至有的会出现遗传。不服从统治阶级命令的人就会被定义为疯子。即便农民起义领袖要反抗统治阶级，要为生存而努力奋斗，也仍然会被统治阶级定义为疯子，定义为妖孽，要加以铲除。有了统治阶级的定义，劳动人民就会认为这种定义具有合理性，甚至完全认同。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大多是农民，不读书，不识字，从小就懂得统治阶级宣扬的礼仪道德，还有浓重的迷信思想。他们会认为统治阶级定义的疯子就是真正的疯子，即便那个人不是疯子，他们也会认为他是疯子。

阮籍、嵇康等被定义为疯子，主要还是他们故意装疯卖傻，不想和司马氏集团合作。李贽被定义为疯子，主要是他的思想离经叛道，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奴化思想。袁枚也被定义为疯子，甚至很多人文化人都认为袁枚有着道德上的污点。很多不服管教的知识分子被定义为疯子，即便他们做了官，也仍然被统治阶级排斥，甚至主动辞官归隐，或者被免官。农民们大多不理解，官员为什么会成为疯子，总是跟着统治阶级的定义来，一旦某个官员被定义为疯子，那么老百姓也就以特殊的眼光来看待他，认为他就是疯子。放着好好的官不做，伸手就能来钱，为何非要反抗整个官僚阶级？为何非要辞官归隐？为何非要玩弄艺术而不去谋求更多的银子？中世纪末期，麻风病突然在西欧社会消失了，人们把麻风病人从村社中、从教会的共同生活体中驱逐出去了，把他们关进了麻风病院。不久，由于经济与财政等原因，这些麻风病院被缩减，并被改做普通医院使用，麻风病人被关进了医院。把麻风病人关进医院或就近医院，并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治疗，而是为了把他们隔离起来，使他们与正常的世界隔离，所以麻风病人并未真正消失，而是被西方社会当作妖魔鬼怪给压制下去。时隔不久，性病又在西方世界泛滥成灾，因而性病病人又成了麻风病人的继承人，住进了原来的麻风病院。妇科指出，由于人们当时就把性病与普通的病一样当做一种疾病来看待，所以性病病人马上就被送到了医院，进行正常的治疗，于是原来的麻风病院又空了出来。这两个世纪以后，西方为关押和监禁疯人做了空间上的准备。所以福柯指出，真正的麻风病院的继承人不是性病患者，而是疯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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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人将对疯子进行隔离、驱逐、净化，这是17世纪的事了。后来人们认为疯态与人性相连，潜藏在人的身上，或者不如说疯态是人与自身交流的一种微妙的关系。哲学家巴斯卡说：“人们必须是疯子，以至于只有再疯一次才会不成为疯子。”西方人对待疯病的态度逐渐转变，渐渐意识到从经济和国民财富方面对病人禁锢是一个错误。如果能把疯人改造成为劳动者，将有助于创造财富，摆脱大众贫困。倘若减少或取缔用于关押疯人的普通医院，国家将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。他们开始从人权的角度看待疯病，认为隔离疯人有辱人权，应该对其进行救治，于是就出现了精神病的定义。从18世纪末开始，西方人逐渐把疯病看作是一种精神病，医学思想与先进技术逐步从以前的截然分离走向联合。可是疯人在医患关系中仍然处于被动和任人摆布的地位，并不具有完全的人权和自主权。现在的医生可以对疯病加以界定，并不是因为他知道疯病是怎么回事，而是因为他控制了病人。精神病医生可以定义精神病患者的病，或者说他认为谁有精神病，谁就算是有精神病。精神病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来定义精神病，似乎无懈可击，但精神病医生也是人，会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影响，会根据权力系统的要求来定义精神病，也会根据资本的要求来定义精神病，甚至收钱就可以定义精神病。以前精神病人是没有自主权的，似乎也失去了话语权。以至于夫妻打架，女人被男人打了，就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把男人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而男人在精神病院里被关了两年，本来没有精神病，却被定义成精神病，出院的时候精神恍惚，让干啥就干啥，女人似乎复仇成功，而男人却无法正常工作了，也不会融入社会了。

倘若有一个人受了不公正待遇，想要维权，不仅要发传单，而且要到政府门前静坐，那么他就会被权力系统定义为精神病，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。倘若有人危害社会，开着汽车乱撞人，撞死了十几个人，就算是精神失控，但并不会被定义为精神病患者，而是故意杀人，会被判处死刑。有的人懂一点精神病的定义规律，犯了重大过错就说自己有精神病，尤其是犯了罪之后，就说自己是精神病患者，当然并不能凭他自己定义，而是要经过精神病的检测。精神病是装不出来的，只能糊弄别人，不能糊弄自己，而真正的精神病是治不好的，尤其是因为大脑缺陷而导致的精神病，基本上治不好。精神病人不用装，本身就能让人看出来，而装精神病的人一般都有理智，会在测试中露了马脚。现在对于疯病的定义与理解有了新的变化，那就是被定义为疯病的人可以给自己辩护，而不能丧失了辩护权与话语权。得了疯病的人会得到人道主义关注，即便在精神病院中生活，也仍然被当成人来看待，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受到非人的待遇。社会在飞速发展，文化变得比较开放，人们会理解精神病人的痛苦，但有些时候人们会变成精神病人，或者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动物性，有可能在特殊的环境下被激发出来。有人爆发之后，就变得毫无理智，完全像一个躁狂症患者，不但损害公共设施，而且会伤害他人。也就是说，他平时是被社会规则驯化的正常人，表现的和其他人一样，一旦爆发了，就会突破各种社会规则，显示了动物性的原始本能，当然就被定义为精神病患者，或者说他间歇性发作精神病。

人们在成长过程中，会接受社会规则的驯化，会有自保的心态，当然有可能在特殊环境下爆发原始本能的冲动，但并不一定是精神病患者。对于疯病的定义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特权，其实疯病最应该由本人来定义，本人却失去了话语权。人们对于患了疯病的病人从原来的不理解变为现在的理解，甚至很多人都认为疯病是人类与生俱来存在的东西。从疯病的辩证角度来看，其实每个人身上都保留了一定的原始动物性本能，一旦爆发出来，就算是疯病。倘若长期爆发，就是精神病。如果疯病由权贵来定义，由所有人来理解，那么疯病就成了一种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，一种镇压反叛者的工具，一种用于犯罪分子自保的工具，却与疯病本身没有什么关系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